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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英语研究》2019年第1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近20年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可视化对比

王建华1,3 周莹2 蒋新莉1

（1. 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北京100072；2. 北京开放大学国开分部社科系，北京100081；3. 山西师范大学办公室，山西临汾 041004）

摘 要：本文运用CiteSpace分析方法对近20年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论文进行可视化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国外生态翻译学研究较少但近年来逐渐增多，而国内相关研究一直呈螺旋式上升趋势；②国外研究热点少，集中于口译教学、选择适应和生态学，而国内研究热点较丰富，包括三维转换、生态翻译环境、翻译伦理、公示语和翻译适应选择论等；③生态翻译研究国际发文量和质都需要提升，而国内CNKI期刊、会议和博士论文数据库中有关生态翻译学研究文献集中于口译教学、选择适应和生态学体系三大主题，并呈现稳定的科研态势；④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跨学科的理论性探讨相对较少，而应用性阐释占绝对优势；⑤生态翻译研究需要基于翻译实践归纳提炼理论，理论需要理性演绎和观察验证，如此翻译实践才会具有生命力。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CiteSpace分析；研究前沿与热点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科研基金项目（15XNL026）、北京市教委科技计划一般项目“团队目标导向对成人学习团队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KM201851160001）和山西师范大学协同创新培育项目“语言认知协同研究”（18SXN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建华，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外国语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认知心理学博士，兼任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生态翻译与认知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语界面研究会常务理事。牛津大学和蒙特雷国际研究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语言认知研究、口译过程认知研究、人工智能口译研究和话语功能认知研究。

周 莹，女，北京开放大学开分部社科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学习策略、学习团队研究。通讯邮箱：zhouy@bjou.edu.cn。蒋新莉，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延安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二语写作和语言认知研究。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生态语言学的快速发展，生态翻译学研究在国内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生态翻译学概念的提出到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建构，生态翻译研究在全球翻译研究领域都处于引领的态势。在中国当代译学研究领域，作为“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一面旗帜”，生态翻译学自2001年创建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刘润泽、魏向清，2017: 74）。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考察翻译的研究范式。此范式是在全球性生态理论热潮的背景下形成的，它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础，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为核心理念，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与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胡庚申，2008，2010，2011，2013）。胡庚申（2004）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被看作是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苗福光等，2014）。生态翻译学发展与研究近年来尤其在国内呈暴发趋势，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前沿亟待梳理和分析，然而这类的研究稀缺。陈圣白（2017）对国内2001—2015年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翻译学的学术论文进行了人工归类和统计，发现有四个研究主题：综述、理论探讨、实践应用和翻译教学，但他没有进行国内外对比研究，无法给出基于对比的研究结论，也无法有效指导生态翻译学未来的研究。冯佳（2014）对国外翻译学研究动态进行了计量分析，但没有进行国内研究，且未涉及生态翻译的研究。刘润泽和魏向清（2017）运用CiteSpace和Wordsmith重点分析了生态翻译的话语传播现状。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使用科学计量方法对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分析，没有用可视化技术考察国内外生态翻译研究的差异，无法对生态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研判。本文借助科学计量学分析工具CiteSpace，对近20年来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性进行分析，从而为未来生态翻译研究提供方向性指导。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分为国外和国内两部分。国外期刊文献以“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以下简称WoS）作为数据源，选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 & HCI)以及社会科学会议录索引(CPCI-SSH)三个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检索式为 TS=(“eco-translation” OR “eco-translatology” OR “translation ecology” OR“ecologyof translation” OR “ecological translation”)和TS=(“adaptation and selection”AND translation)。文献类型设定为“论文”“会议论文” 和“书评”。时间不限，检索时间为2017年6月25日。通过对检索结果的逐一阅读与筛选，去重、剔除无关文献后得到27篇，其中最新文献发表时间为2017年3月，最早文献发表时间为2003年。

国内文献来源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全文数据库，数据来源包括：①科技期刊，“科技期刊出版周期短，因而发表论文速度快；科技期刊种类多，能反映各个领域的成果和水平。”②会议文献，“指学术会议文献，它反映科技的发展趋势，最新成果间隔时间短。”③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是经过一定审查的原始研究成果，一般都带有独创性和学术性。”（邱均平、王曰芬，2008: 3）博士论文具有“可以反映出该领域新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或研究发现”（穆雷、邹兵，2014: 14）。

本研究使用主题词“生态翻译”和“翻译适应选择”进行检索，最早的相关文献出版时间为2004年，截止时间为2017年6月。为保证相关性，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二次筛选和数据清洗，剔除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期刊文献记录1263篇（CSSCI期刊文献97篇），会议论文23篇，博士论文九篇，文献数量共计1295篇。

1.2 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文献计量分析能够克服研究者的主观性评价的缺陷，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该领域的发展状况。此方法“用数据和精确的量化来‘白描’研究对象的全貌和分布特点”（孙毅，2015: 2021），所以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先使用Excel表格工具对国内外相关发文进行数理统计分析，然后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等数据进行图谱分析。CiteSpace能可视化分析科学文献以发现新兴趋势和模式(Chen，2004，2006; Chen et al.，2010)，基于一段时间内所发表的科学文献的复合网络对文献记录进行分析。CiteSpace软件支持将文献数据转化为交互式可视化网络的功能，可将完整的分析窗口分割成一系列连续的时间间隔，即“时间段”（Time Slices）。每一个时间段观察到的引用行为分别被用来建构这个时间段的网络模型，相邻时间段的网络整合后就形成一个较长期的网络（陈超美，2015: 301）。研究表明，CiteSpace软件能够有效捕捉潜在的科学研究热点（Chen et al.， 2010）。CiteSpace软件支持多种类型的文献计量研究，通过选取不同的分析对象，能够得到不同的图谱，如合作图谱、共现图谱、共引图谱、耦合图谱和共同资助图谱。本研究对近20年来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进行合作分析和共现分析，使用CiteSpaceⅢ（版本号5.0.R2 SE64-bit）可视化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

2. 数据分析

2.1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本文将WoS数据库来源与CNKI来源的生态翻译学相关期刊文献按照发表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由远及近绘制折线图（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从2003年到2017年，国外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及书评数量较少，总计27篇。最早发表于2003年。2011年之后发文量开始逐年增长，2015年发文量达到历年来最高值六篇，其中，会议论文比重最大，占59%，期刊文章占30%，书评占11%。中国学者的研究占总数约90%。可见，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在中国，需要加强国际化传播。

图1 WoS与CNKI数据库生态翻译学研究期刊文献数量分布

国内探索生态与翻译或将二者相结合的研究蓬勃发展。其中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影响较大。生态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起步探索于2001年，立论奠基于2003年，倡学整合于2006年，全面拓展于2009年（胡庚申，2013: 69）。从2009年起，国内期刊文献数量呈大幅稳定上升趋势，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CSSCI索引文献19篇)。另一个将生态学与翻译学相结合的学科为翻译生态学，是我国学者许建忠在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担任人文科学系主任兼翻译时与语篇研究中心主任Michael Cronin（2015）在“强调一元化和地方化的同等重要性”的“翻译生态学”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即“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环境联系，从而从生态角度审视翻译和翻译研究，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许建忠，2009）。本文重点讨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本研究将CNKI数据库来源的三类文献在时间和数量两个维度上进行统计，发现期刊文献数量比重最大，其次是会议论文，博士论文的比重较小。在使用生态翻译学为主要理论框架的博士论文中，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五篇位列第一，其他产出相关博士论文的高校有：山东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中国知网显示被引频次大于或等于十的博士论文从高到低依次为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圣白（2012）（被引17次）、刘雅峰（2009）（被引12次）和郭兰英（2011）（被引10次）。

可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翻译学理论已经引起了翻译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被应用于翻译实践各领域，如文学翻译、公示语翻译、外宣翻译、广告翻译、旅游翻译等。国内译界对生态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逐渐升温，相关会议增多，全国多所高校运用生态翻译学作为理论框架来指导研究生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然而，核心期刊的文献比例相对较少，博士论文数量也需提升。

2.2文献主要刊发载体

生态翻译学相关研究刊发载体的统计表明国内对生态翻译研究的关注状况。表1是国内刊载生态翻译学相关CSSCI论文数量大于或等于两篇的前16名期刊，发文量最多的是《上海翻译》，共刊发14篇，《外语研究》《外语界》《外语学刊》等外语类核心期刊均刊登了两篇相关研究论文。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知网CSSCI索引期刊刊登生态翻译学研究论文数量最多的刊物是《上海翻译》，紧随其后的还有《中国翻译》《贵州民族研究》和《中国外语》等。

表1 国内刊发生态翻译学研究论文的CSSCI来源主要刊物

研究发现，生态翻译学研究论文的CSSCI文献来源数量占全部期刊文献的比例并不大，只有7.7%（97/1263）。这说明国内译界需要产出更多与生态翻译学相关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分析表明生态翻译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翻译、外语教学、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研究内容分析表明，实践应用类型的文献比重最大（68%），其次是理论探讨类型的文献（27%），综述和书评类文献最少（5%）。该发现与陈圣白（2014）的一致。说明近年来从事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者大多数是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解释翻译现象或指导翻译教学，而从事理论探讨的研究相对不足。

2.3 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和单位可视化分析

前面对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总体现状做了基本的统计与分析，下面将使用CiteSpace更深入地考察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并进行可视化呈现。

首先对主要研究机构和研究者进行考察。通过对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及研究单位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直观地从节点大小和字体大小发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和研究单位，进而判定其在该领域的地位和贡献。将WoS来源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在运行主窗口中对主面板右侧的系列参数进行设置。在时间分区（Time Slicing）下选择分析起止时间为2003—2017年；通过Years Per Slice选择时间分区为1，即每一年一个时间分区，节点（Node Type）选择作者和研究机构，每个时间切片选择Top30，阈值为1，即可视化图谱上显示的机构和作者最低发文量为一篇，点击运行便得到国外期刊文献机构和作者合作图谱（见图2、图3）。

图2 国外期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研究文献的主要学者

国外期刊文献机构和作者合作网络如图3所示，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或者研究单位，节点的大小代表其发文数量：节点越大，表示发文量越多。直观地表现为，字体越大，该研究者或者研究单位发文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机构之间以及作者与机构之间的联系，联系越强，连线越粗。

从图2中可以看出，较大的节点有五个，发文量均在两篇或两篇以上。而其中四个节点对应的研究者均为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的编撰者，另一个节点对应的研究者为胡庚申教授，他先后于2003年和2006年在国际期刊Perspective上发表论文“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和“Adaptation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介绍翻译适应选择理论。图上显示，胡庚申教授与其他研究者之间并没有连线，说明他的国际期刊发文是独立作者，没有进行合作研究。

本研究将CNKI来源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在运行主窗口中对主面板右侧的系列参数进行设置。在时间分区（Time Slicing）选择1998—2017年；以年为时间分区，通过年分区（Years Per Slice）选择时间分区为1，即每一年为一个时间分区，节点（Node Type）选择作者和研究机构，每个时间切片选择Top30，即选择每个时间分区内的前30名作者或研究机构数据，连线强度选择Cosine、Term Source全部勾选，采用最小生成树算法对图谱进行修剪，可视化方式选择默认的静态方式（Static）。阈值为30，即图谱中出现的作者和研究机构，频次都不少于30次。

图中的节点代表作者或者研究单位，节点的大小代表该作者或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多少，数量越多，节点越大。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与机构以及作者与作者之间的联系。例如，图3中“胡庚申”“清华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这三个较大的节点之间有连线，说明作者单位及合作发表。其中，清华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分别以发文量11篇和9篇位列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榜首，其他的主要研究机构按照发文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澳门城市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发文量最多的研究者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以十篇发文量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还有果笑非、刘爱华、刘艳芳和王立松等。

图3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及研究机构

2.4研究热点

词频是指做分析的文档中词语出现的次数。“词频分析法是利用关键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信息中提取能够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频次的高低分布，来研究该领域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的文献计量方法”（李杰、陈超美，2016：194）。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软件分别绘制国内外期刊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可视化知识图谱，考察近20年来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热点变化趋势。邱均平等（2008）指出：“由于一篇文献的关键词或主题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因此，如果某一关键词或主题词在其所在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则可反映出该关键词或主题词所表现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研究分别将WoS和CNKI来源的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对相关参数进行设置：节点（Node Type）选择关键词（keyword），阈值设为2，其他参数同上，得到2009—2017年国外期刊的生态翻译学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4）。

图4 国际期刊和会议论文的生态翻译学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2.4.1 国外期刊文献生态翻译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在图谱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表明共现频次越高。节点由年轮组成，每个年轮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时间，从内向外，时间由远及近，年轮的颜色由冷色向暖色过渡。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它们的共被引关系，连线的粗细与共被引强度成正比例。连线的颜色表示的是共被引首次发生的时间段。从图4中可以明显看出，最大的关键词节点为eco-translatology，频次和中心性皆为最高。

本研究通过统计共现频次较高的前六个关键词，可以清晰地看出2003年以来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热点变化趋势。这些高频共现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03—2017年间国际期刊和会议范围内生态翻译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详见表2）。

表2显示，共现总频次大于或等于两次的关键词从高到低依次为：eco-translatology（生态翻译学）、adaptive selection（适应性选择）、eco-translation（生态翻译）、translation ecology（翻译生态）、interpretationteaching（口译教学）和ecology（生态学）。这些高频关键词所在文献的发表时间聚集在2012至2015年。可见，国外期刊刊载的针对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研究聚焦热点主要是围绕“生态翻译学”“适应选择”“生态翻译”“翻译生态”“口译教学”和“生态学”这六个关键词。除了较为宽泛的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和“生态学”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主要有“适应性选择”“翻译生态”“口译教学”。

我国学者胡庚申先后于2003年和2006年在国际期刊Perspective上发表两篇论文，介绍翻译适应选择理论，分别为“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翻译选择适应论）和“Adaptation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交传适应论），为生态翻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最新发表的研究有Yu（2017）基于“翻译即适应和选择”的理论，对女权主义作品《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的两个中文译本的对比研究。从女权主义视角，详细分析了译者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转换，适应性转换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效果，解释为什么一种译本比另一种译本存活的时间更长。该研究还阐释了译者多维转换如何影响翻译译本的存活以及中国受众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接受程度。

国外译界学者则更多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斯科特（Scott）(2015)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探讨了诗歌的翻译并指出，生态翻译并不是翻译一些生态批评所认定的生态文本，而是在翻译任何文本时，注重提升读者的生态意识。克罗宁（Cronin）（2015）将语言翻译与食物做类比，倡导构建新的翻译生态系统。克罗宁赞同麦克米尔（McEntyre）（2009）的观点，认为“语言与水、土地、动植物和食物系统一样，是另一种宝贵的、共享的资源，亟需很好的管理；不应该轻易地像一次性商品那样被消耗掉”。

表2 国外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期刊文献高频关键词列表

2.4.2 国内期刊文献生态翻译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我们使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绘制中国知网来源的2004—2017年文献数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5）。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整理，我们合并了一些相似的关键词种类，如“三维转换”与“‘三维’转换”合并为一类。图5显示“生态翻译学”为最大的节点，在这个节点内部或周围分布着许多其他的节点，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以“生态翻译学”为中心的聚类。其他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依次为：三维转换、翻译生态环境、生态翻译、翻译适应选择论、公示语、翻译策略，等等。表2和表3分别是研究者根据CiteSpace的统计信息制作的频次和中介中心度前20位关键词列表。

图5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CNKI期刊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可见，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比国外内容更丰富，研究热点更多。除了对理论的探讨外，越来越多的译界学者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运用于各个领域指导实践，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分析和评价文学翻译、广告翻译、外宣翻译、新闻翻译、公示语翻译等各个方面的翻译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表3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频次前20位关键词列表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测量节点在网络中的结构属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节点具有高中介中心性代表该节点对应的文章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连接两个或多个不同学科的节点，具有枢纽作用。CiteSpace计算各节点的中介中心性，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关键节点。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相比于那些被引高但中介中心性低的节点，具有更大的价值（陈超美，2015）。CiteSpace使用该指标测算关键词的重要性，揭示研究热点，在知识图谱中用带有紫色外圈的节点表示。中介中心性越高，其节点外圈的紫色年轮越厚，越具有产生革新性影响的潜质(Chen，2006)。表4显示，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公示语、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翻译策略、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学研究、国际生态、译者中心、生态翻译和三维转换。

表4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中介中心度前20位的关键词

可以看出，国内译界学者较多关注以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来解读各种翻译现象，包括文学翻译的个案研究和各种应用翻译文本的翻译研究，如：公示语翻译、字幕翻译以及外宣翻译。国外译界学者则更多从生态学的视角和理论对翻译学进行探讨。

2.5研究前沿

对于生态翻译学研究前沿的追踪，有利于生态翻译学界更好地认识该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CiteSpace软件运用突变检测算法，从文献的题目、摘要、关键词、描述词以及文献记录的标志符中提取突变术语，以便用于检测某一学科领域研究兴趣的突然增长，辨识和追踪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所谓突变术语，是指使用频次突然明显增多或在较短时间内突然出现的术语。根据词频的时间分布和变化趋势，从大量的主题文献词中提炼出突变术语，能有助于较清晰地分析和了解某一学科的研究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突变专业术语的动态变化特征比一般的高频关键词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某一学科的研究前沿（李红满，2014: 25）。

表5是基于中国知网期刊所提取的1998—2017年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突变术语。关键词突变术语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远及近排列，最早出现且突变时间较长的是“翻译理论”；突变强度最大的关键词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突变强度高达9.5，突变持续时间为2008—2010年两年的时间；最近的突变关键词为“外宣翻译”和“翻译伦理”，显示了2015年以来国内译界学者生态翻译学研究前沿。

表5 突变术语表（1998—2017）

从这个关键词的突显术语表看，国内生态翻译研究主要涉及的研究维度有翻译理论、翻译学科、翻译批评、翻译方法、翻译思想、多维转换、翻译伦理等；近年来国内生态翻译较为突出的研究对象主要有汉英翻译、葛浩文、外宣翻译等，从一个侧面突显了生态翻译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所做的努力。哈格斯（2013）指出，未来的生态翻译学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拓展研究问题的广度、深度和精度：一是应用型拓展研究；二是内部的“精细化”研究；三是外部的“国际化”研究。其中，应用性的拓展研究，是指除了目前主要集中在文学翻译、应用翻译、翻译教学、口译研究、译者研究等方面外，可以逐步拓展以下几个研究方向：①翻译史 /译论史研究；②翻译批评研究；③译学方法论研究；④翻译伦理研究；⑤译学流派研究。

图6 关键词突变术语

从研究对象维度看，国内学者更多地将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于翻译或教学实践，其中绝大部分是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应用性阐释，特别是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技术层面分析译本的特点与得失，以此论证“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而运用生态系统的理性特征、从生态学等视角来探讨翻译理论的不多，也鲜见对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做进一步阐述。研究范畴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论题的多样化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方梦之，2013；转引自胡庚申， 2013: vii）。苗福光等（2014）指出，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短板是缺乏从生态批评视角探讨生态翻译学。我国学者陈月红（2016）从“实指”的角度对生态翻译学研究进行了质疑。她指出，目前翻译学与生态学的交叉研究主要体现为“喻指”研究，而对“实指”研究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并提出生态“实指”概念下“生态翻译”应遵循的原则:①选择具有生态价值的文本进行译介;②翻译策略的选择应有助于保存原语文本中的生态观;③以增强目的语读者的生态意识为翻译目的。

3. 结语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研究的方法对WoS和CNKI两大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数据进行CiteSpace科学图谱可视化分析，考察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研究发现：①国外生态翻译学研究较少但近年来逐渐增多，而国内相关研究一直呈螺旋式上升趋势；②国外研究热点少，集中于口译教学、选择适应和生态学，而国内研究热点较丰富，包括三维转换、生态翻译环境、翻译伦理、公示语和翻译适应选择论等；③生态翻译研究国际发文量和质都需要提升，而国内CNKI期刊、会议和博士论文数据库中有关生态翻译学研究文献集中于口译教学、选择适应和生态学体系三大主题，并呈现稳定的科研态势；④国内外生态翻译学研究跨学科的理论性探讨相对较少，而应用性阐释占绝对优势；⑤生态翻译研究需要基于翻译实践归纳提炼理论，理论需要理性演绎和观察验证，如此翻译实践才会具有生命力。

研究表明：首先，生态翻译学研究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和更多的成果出现。其次，国内生态翻译需要在研究热点方面进一步拓宽，研究方法需要更注重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方法的引入。最后，生态翻译研究需要增强国际发文的力度，从而使生态翻译学真正实现本土理论的国际化认可，为生态翻译研究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更大的舞台。

本研究的数据仅限于笔者所在高校购买的数据库数据部分，数据完整性、充分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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